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
《资治通鉴》周纪 · 臣光曰（周贞定王十六年，前 453 年）
《通鉴》开篇讲三家分晋。智瑶这个人才干是够的，族人智果早说过他「贤于人者五， 其不逮者一也」——差的那一样是不仁。后来他水灌晋阳去打赵氏，反被韩赵魏三家合力灭掉， 头颅被漆成饮器。司马光就着这件事说才与德：才是德的辅助，德是才的统帅。 他甚至说宁可用德才皆平的愚人，也不用才胜于德的小人，因为小人办坏事的本领更大。 这话初看偏激，把智瑶的下场摆在前面看，就不算偏激了。
个人读史笔记 · 摘录、心得与随笔
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。
《孟子 · 尽心上》
站名取此。看水不看它平铺的那一面，要看它起波纹的地方；读史也一样，平顺的年份记不住什么， 转折处才有东西可想。这里放的是我平日读史随手留下的字纸——摘一句原文，写几行自己的话， 按主题归在一处，隔些时候翻回来看，有时会发现从前想错了。
近来读的是《资治通鉴》，自战国至五代。以下按主题分录，陆续增补。
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
《资治通鉴》周纪 · 臣光曰（周贞定王十六年，前 453 年）
《通鉴》开篇讲三家分晋。智瑶这个人才干是够的，族人智果早说过他「贤于人者五， 其不逮者一也」——差的那一样是不仁。后来他水灌晋阳去打赵氏，反被韩赵魏三家合力灭掉， 头颅被漆成饮器。司马光就着这件事说才与德：才是德的辅助，德是才的统帅。 他甚至说宁可用德才皆平的愚人，也不用才胜于德的小人，因为小人办坏事的本领更大。 这话初看偏激，把智瑶的下场摆在前面看，就不算偏激了。
家贫思良妻，国乱思良相。
《资治通鉴》周纪 · 魏文侯择相（约前 400 年）
魏文侯在魏成与翟璜之间拿不定，问李克。李克没直接答谁好，先说了这两句， 再给出五条看人的法子：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。 五条都不问才干，问的是境遇变了以后人还剩下什么。顺境里人人看着都不错， 这五条专挑境遇的四个角落去照。
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
《资治通鉴》唐纪 · 魏徵谏太宗（贞观二年，628 年）
太宗问「人主何为而明，何为而暗」，魏徵答了这八个字，随后举证： 尧舜遍询四方所以圣明，秦二世偏信赵高、隋炀帝偏信虞世基所以亡国。 值得留意的是这话的分量不在道理，在举的例子——秦与隋都是本朝之前刚倒的近事， 说给一个开国不久的皇帝听，等于指着门外说。
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。
《资治通鉴》周纪 · 赵良说商鞅（周显王三十一年，前 338 年）
一千个应声称是的，抵不上一个当面顶撞的。说这话的人是去劝商鞅的， 而商鞅当时正当权势之盛。谔谔之士难得，难得在他要先算过说完之后自己会怎样。
君依于国，国依于民。刻民以奉君，犹割肉以充腹，腹饱而身毙。
《资治通鉴》唐纪 · 太宗论君民（贞观初，约 627 年）
这个比喻狠在「腹饱」二字。它不说搜刮百姓没有好处——恰恰承认有， 而且立刻就见效，肚子确实是饱的。它说的是这块肉从哪儿割来的。 凡见效快而来处不明的事，都可以拿这句话照一照。
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。
《资治通鉴》唐纪 · 魏徵谏太宗（贞观十一年，637 年）
贞观十一年上的疏。此时距贞观二年那次问答已隔九年， 国势正好，魏徵说的却仍是根本与泉源。谏臣的难处在这里： 乱时进言容易被听见，治世里说同样的话，听着就像多事。
居安思危，思则有备，有备无患。
《资治通鉴》唐纪 · 魏徵引《左传》语谏太宗（贞观十一年，637 年）
这三句原出《左传》，魏徵是引来用的，非《通鉴》自出， 当分清。三句是一条链子：思、备、无患。只停在第一句上的多， 能走到第二句的少。危机意识不落到「备」上，就只是心慌。
有善始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。
《资治通鉴》唐纪 · 魏徵十思疏（贞观十一年，637 年）
开头做得好的很多，能收好尾的极少。魏徵另有一处说得更细： 「非知之难，行之惟难；非行之难，终之斯难。」（贞观十三年《十渐不克终疏》） 知、行、终三层递进，把难处一层层往后推——最难的不是明白，也不是动手，是一直做下去。
抄一句原文并不费事，费事的是写下面那几行。摘录只要眼到手到， 心得却要说出「为什么这句留得住」，一写就露怯：常常抄完了才发现自己没什么可说， 那这一句其实并没读进去。所以札记于我是筛子，不是仓库。
另有两条自设的规矩。一是不出所读之书的范围：读《通鉴》就只记《通鉴》所载， 别处的事不掺进来充数。二是引他书必注明——如上面「居安思危」原出《左传》， 就得写清是魏徵引来的，不能记成《通鉴》的话。史书之间彼此转引本是常事， 含混一次，往后自己回头看就再也分不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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